在前不久結束的紀念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首演5外接式硬碟0周年全國巡演中,中央芭蕾舞團(以下簡稱“中芭”)的舞者們收穫了熱烈的掌聲。舞臺的光環之外,他們在現實中遭遇的困境,卻大多不為人所知。
  離記憶體開舞臺,深造轉行路難行
  中芭位於北京市太平街3號,周圍遍佈著低矮的商鋪和老式的居民樓,中芭演員記憶體們就是在這進行著日復一日的高強度訓練。芭蕾舞演員訓練難度大、成材率低、舞臺生命短。以中芭為例,其演員大多在10歲左右學習芭蕾,經過7年的芭蕾專業系統訓練後,過關斬將,考入中芭,但通常到35歲左右,就面臨退役。
  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了中芭首席主演張劍。她是一位70後,依然保持著極佳的舞臺狀態。但她擔憂:“我希望退役後去高校教芭蕾舞,把隨身碟我的舞臺經驗傳下去。但現實讓我很難實現這個願望。”
  現在高校招教師,對學歷要求較高,但中芭演員基本畢業於買房子舞校,拿的是中專文憑,所以即便是知名舞者,退役後想進高校執教也是極難。張劍直言,一流的芭蕾人才,大多會把黃金歲月獻給舞臺,如今再想考學位,已不太現實。“這就形成一個矛盾:考相關碩博,畢業後進高校教芭蕾的,大多不是一流舞者;一流的芭蕾演員,反而因文憑門檻而難進高校,舞蹈經驗白白流失。”
  文化部藝術司副巡視員、音樂舞蹈雜技處處長翟桂梅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相關部門曾嘗試創新機制,讓中芭和北京舞蹈學院等教育機構“聯姻”,演員退役後直接去當教師,但這一設想並未實現。翟桂梅說:“中芭的國家一級演員,退役後如果去北京舞蹈學院等院校授課,必須通過教育部的相關認證,還要取得一系列上崗資格,難度很大,在評職稱時也會被區別對待,成為事實上的‘二等公民’。這是非常不合理、一直未被解決的問題。”
  日前,《紅色娘子軍》赴山東濰坊演出時,中國青年報記者在後臺見到了部分群舞演員。他們稱自己訓練的強度和傷病都不亞於運動員,“運動員拿個獎牌,國家可能還有激勵政策,比如適當降低文化課門檻,讓其進入高校深造;但我們就算從群舞跳到領舞、主演,在國際上拿獎為國爭光,也沒有類似的優惠”。
  教育部體藝衛司副司長劉培俊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在未來的高等教育招生中,高校將擁有越來越大的自主權,具有特殊才能的突出人才被破格錄取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大。”但他同時說,制度完善肯定需要時間,眼下芭蕾舞者們的當務之急,是“通過成人教育、自學高考、遠程網絡渠道等方式,獲得職業生涯的持續發展”。劉培俊還建議:“退役的芭蕾演員,其實比較適合在文化創意相關領域發展。”
  但這一設想,對於中芭演員們而言還顯得遙遠。《紅色娘子軍》“洪常青”第五代扮演者之一李科說:“退役以後,多數人還是想去當老師。”“瓊花”一角的第五代扮演者魯娜則說:“很多人以為我掙得特別多,其實平均算下來,一個月只拿幾千塊錢。團里的演員,許多人退役後去教小朋友們跳舞。”
  中央芭蕾舞團副團長王勇才說:“文化體制改革正在不斷深化,如果我們對演員大包大攬,都留在團里吃大鍋飯,那就是走了改革的回頭路;在現有條件下,中芭沒有能力負擔和解決演員們退役後的出路問題,只能絞盡腦汁從其他方面支持演員。” 他透露,從2010年起,中芭每年都會開設“芭蕾創意工作坊”,培養演員向芭蕾舞編導的方向發展,為其退役後的人生拓寬出路;目前,中芭還在籌辦自己的附屬學校,將來可吸收退役演員擔任教師。
  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待遇偏低、人才外流
  目前,中芭實行“全員聘任制”。中芭團長馮英是“瓊花”一角的第三代扮演者,回憶年輕時的舞蹈生涯,她說:“過去國家對芭蕾舞演員‘養到老’,在那種體制下,我一門心思跳舞就行,現實的問題不用想;但現在,年輕的舞蹈演員會有後顧之憂。”
  據翟桂梅介紹,國家院團既要體現民族特色和國家水準,又需逐步培育市場。如中芭、中國國家交響樂團等,文化部對其實行“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的模式。以中芭為例,在國家繼續加大財政支持的同時,幾年前就在內部實行年薪制、崗位績效工資等。“目前,包括中芭等在內的文化部直屬院團,除中國東方演藝集團已經轉企之外,其餘八家院團均保留事業單位性質,且都在進行內部機制改革。”
  在種種改革措施之中,翟桂梅尤為看重的是院團職工的“年薪制”。中芭的年薪制已實施多年,首席主演的年薪在20萬元左右。在翟桂梅看來,隨著生活水平提高,這還遠遠不夠。“目前全國的芭蕾舞演員也不過300多人,能進入中芭的都是很優秀的,能成為主演的更是鳳毛麟角。對這些尖端的人才,國家應該拿出合理的待遇,否則讓藝術工作者太傷心了。”
  現任中芭黨委書記王才軍說:“以香港芭蕾舞團為例,他們演員的工資水平就是我們的好幾倍。”很多世界知名的芭蕾舞團會開出優厚的條件在全球範圍內“挖人”,中芭自然也在被挖目標之列。演員跳槽,變得愈發常見。“你不能攔,也攔不住”。
  為瞭解決團內員工“吃飯”的問題,中芭也在承接商業演出。目前全年演出在150場左右,其中商業演出約為100場。“不僅創作時間不夠,對演員的藝術壽命也是過度損耗。”馮英最大的希望,就是中芭能“在待遇上留人,在藝術上留人,在團里以情感留人”,讓演員們在盡情舞蹈、展示才華的同時,把錢掙夠,退役後也能衣食無憂。
  “理想狀態是,在院團內讓一批人走市場,再拿出一批人踏下心來搞創作,誕生更多像《紅色娘子軍》、《白毛女》那樣扎根老百姓心中的作品。”翟桂梅說,“我相信我們的芭蕾演員都是愛國的,覺悟也很高。如果在國內獲得較好的生活待遇——哪怕達到國外同行的中等水平,他們也願意留下來。”
   社會贊助空白呼喚政策填補
  王才軍說:“國內的藝術院團,都是財政差額補貼單位。就中芭而言,國家的支持力度逐年增大,但總體來看,基本經費偏低,主要是靠項目撥款,資金上的不確定因素較大。”
  對此,文化部財務司預算財務處處長燕東升向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目前,國家對中芭的資金支持包括幾大項目:創作經費、海外推廣、公益性場次補貼、日常維修等,這些數目每年都會變化。不過隨著國家對文化產業的日益重視,去年總共撥款已達到8000餘萬元,比前年翻了近一番。”他同時坦言,由於芭蕾創作、演出等各項成本高昂,8000餘萬元的數字離中芭的理想支出規模仍有一定距離。
  翟桂梅也提到,去年財政部、文化部組織過對國家幾大藝術院團的調研,未來的支持額度會不斷增加。以中芭為例,去年一年,國家在創作經費一塊便予其2000多萬元的支持,這是前所未有的。
  但把中芭“盤活”,不可能僅靠國家撥款。翟桂梅認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一個特征是政府主導、多元參與,而企業贊助制度是藝術院團成功發展所不可或缺的。“國外演藝團體,特別是像芭蕾舞、交響樂這些高雅藝術,經費構成基本上是‘1/3格局’,就是政府撥款占1/3,社會贊助占1/3,票房收入占1/3。我國現在是以政府投入為主,票房收入還比較低,而社會贊助這部分更是基本沒有。”
  “社會贊助”的空白,正是王才軍最為憂心的。他說:“國外有成熟的企業扶持院團的資助政策,企業直接贊助藝術院團後,往往可以享受稅收優惠。”而在國內,根據王才軍介紹,事業單位分為公益性、經營性兩類,只有公益性單位才能被列入社會資助減免稅的範圍,即,企業向公益性單位提供贊助,則企業享受減免稅待遇。但中芭並非國家認可的公益性單位。
  對這種劃分方式,翟桂梅覺得不科學。“國家一些有關部門,不甚瞭解文藝單位的生存現狀。藝術作品天然帶有公益和商業的雙重屬性。為了培育市場,中芭的商演大多實行低票價,各項成本也較高,商演並不能滿足它生存發展的需要。事實上,世界上沒有一個芭蕾舞團是盈利的。所以,對藝術院團不應只做‘公益性或經營性’的區分,而應該做‘營利性或非營利性’的區分,以此作為社會資助方是否享受減免稅的標準。”
  翟桂梅說:“以美國為例,企業如果贊助紐約交響樂團等藝術院團,每年能享受最高達20%的減稅。這大大刺激了企業支持藝術團體的積極性。我們不能要求企業家都有藝術情懷、社會責任,國家一定要有激勵政策,企業才願意掏錢贊助。”
  翟桂梅還透露,文化部財務司曾經與國家稅務部門做過企業贊助藝術院團減免稅政策的溝通,可惜“沒能取得進展”。
  對於國家在企業贊助藝術團體減免稅方面的政策變動,燕東升的看法則較為謹慎:“稅收減免的變動,要報國務院批。我個人認為,這方面政策在短時期內不可能有太大改變。但國家的支持肯定是逐年加大的。”
  王才軍說:“我們算過一筆賬,如果國家投入能達到中芭支出的66%左右,我們的運轉就比較自如了。”
  翟桂梅表示,早在2012年,文化部制定了《關於扶持發展歌劇、交響樂、芭蕾舞、民族音樂的階段性意見》,直陳包括中芭等在內的國家院團的困境,並詳細提出了完善政府扶持方式、重視特殊藝術人才的培養和保障、拓寬社會資金來源等方面的具體意見。但一晃幾年過去了,問題的解決仍沒有實質性進展。  (原標題:中芭舞者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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